国际锐评丨别装了！美国才是全球共同抗疫的最大阻碍******
“马达加斯加的酒店已经为中国游客准备好了！”“希望中国游客来南非观光，体验‘彩虹之国’的独特魅力。”……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，多国纷纷喊话表示欢迎。然而，有一些人非要跟国际主流民意对着干，给全球共同抗疫设障。
最近，美方一边对来自中国的游客采取入境限制，一边声称愿为中国提供疫苗等援助。这种虚伪的两面派表演，人们已经看得太多。过去三年，美国明明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，却卖力地把自己打扮成全球抗疫领导者与支持者。但是它再怎么粉饰，在事实面前也不攻自破。
就拿疫苗来说，美方一直标榜自己是“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捐助国”，但根据美国健康研究组织“凯泽家族基金会”的追踪，美国承诺2023年之前至少向全球捐赠11亿剂新冠疫苗，截至本月5日才落实6.651亿剂，仅一半多。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，在2021年3月至9月期间美国至少浪费了1510万剂疫苗。美国宁愿囤积疫苗过期，也不肯给真正需要的国家。更过分的是，美国居然把临期疫苗运到非洲，以“兑现”所谓疫苗捐赠的承诺，结果被非洲国家痛斥“行为可耻”。
世界对美国的抗疫援助不再抱有期待。2021年9月，当美国总统拜登在应者寥寥的线上“抗疫峰会”上声称要“额外捐赠疫苗”时，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研究员、前外交官阿加特·德马雷评价说：“你知道它永远不会发生的。”
疫苗援助雷声大雨点小，美方还要给这些“小雨点”涂上政治色彩。美国国务院统计数据显示，美国疫苗援助的重点国家大多布在中国周边。有分析称，美国政府是以疫苗援助为筹码对中国周边国家威逼利诱，胁迫它们加入反华联盟，这极大毒化了全球抗疫合作氛围。
除此之外，美国还不断扰乱国际抗疫秩序。2020年7月，美国时任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世卫组织，削弱了国际抗疫防线。2021年1月拜登政府宣布申请“再入群”，目的还是拉拢盟友和国际组织对抗中国。一出“政治溯源”闹剧严重破坏了全球抗疫合力。
三年来，美国几乎流行过所有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及其分支。但美国政府消极抗疫，任由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，对全球民众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。据统计，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，美国公民累计出国 2319.5 万人次，目的地遍布全球。同时，美国无视国际道义，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，造成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疫情加剧。这一切都发生在新冠病毒毒性强、致死率高的时期，美国对疫情的全球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联邦政府施压各州对疫情数据动手脚、解雇“拒绝篡改数据”的科学家、病毒检测要等十几天才出结果、跨州病例无法追踪……三年来，美方在疫情数据上的不透明严重影响了全球抗疫进程。2020年3月美国疾控中心时任主任雷德菲尔德曾承认，2019年9月开始的流感季死亡病例中，有部分人感染的实际是新冠肺炎。至于感染人数是多少，时至今日美国都没公布数据。
当前，新毒株XBB.1.5引发美国国内超40%的感染病例，成为美国上升势头最快的毒株。这一次美方别想蒙混过关，应当及时公开透明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数据，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疫情传播。
相比之下，中国三年来不仅有效保护了14亿多人民的生命健康，还负责任地同国际社会开展抗疫合作。三年来，中方同世卫组织进行了60多次技术交流，最近一个月就开展了4次。中方还持续通过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，分享新感染病例的病毒基因数据。截至目前，中国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数千亿件抗疫物资，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供应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。巴西全球南方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·菲格雷多评价说，中国是团结全球抗疫行动的中坚力量。
谁是全球抗疫的贡献者、谁是破坏者，世界人民心里都有杆秤。人们不会忘记美国让世界吃的苦头，也看清它搞的是“假慈善、真霸权”。与世界背道而驰的美国，才是全球共同抗疫的最大阻碍。
（国际锐评评论员）
东西问·解码兔年 | 赵燕林：千年壁画“三兔共耳”缘何闻名中西？****** 编者按： “万物迎春送残腊，一年结局在今宵”。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，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。自2023年1月18日起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栏特推出“解码兔年”系列稿，探究春节文化、“双立春”等的意涵与影响。
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 题：千年壁画“三兔共耳”缘何闻名中西？
——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
中新社记者 丁思
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，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。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“三兔共耳”图存世千余年，绘制了共用三耳、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，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兔子造型。这一图案，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、叙利亚的多色陶瓷、欧洲教堂彩绘玻璃，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。
“三兔共耳”的创作源起是什么，有何寓意？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？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。
视频：【东西问】赵燕林：千年壁画“三兔共耳”缘何闻名中西？来源：中国新闻网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目前，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“三兔共耳”图案有多少个？它们的造型、纹样有何不同？
赵燕林：“三兔共耳”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各地，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。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，壁画中“三兔共耳”发端于隋初，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，最终消亡于五代。
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。其中，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，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，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，共出现22处，隋代洞窟占比最多，共9幅。
总体来看，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，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，第407窟“三兔共耳”藻井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的杰出代表，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一幅。
莫高窟第407窟“三兔共耳”藻井图案。敦煌研究院供图“三兔共耳”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，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，两两共用一耳，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、相互追逐，首尾相接，动感十足，造型优美。早期图案中的兔子，以白色居多，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、灰褐等色。
中新社记者：该图案为何是三只兔子？有何寓意？
赵燕林：“三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有着特殊寓意。《道德经》讲，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、繁衍生息的涵义。“三”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，三兔像是“前世”“今生”与“来世”，有“循环”“轮回”之意。
同时，古人眼中，“兔”的内涵也很丰富。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卷四《物性》中说：“兔舐毫望月而孕，口中吐子。”明代徐树丕在《识小录》中云：“俗曰：兔无雄，望月而生也。”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，只有月亮中的兔子为雄性，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，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。西晋傅玄《拟天问》曰：“月中何有，白兔捣药”，又说：“月为阴水，白兔之形”。古人认为月是“阴水”，还是白兔的化身，故《隋书·天文志》说：“月为太阴之精，以之配日，女主之象也”。所以，藻井图案中兔子的形象，也有“月神”与“阴水”的意涵，是“以水克火”的延展。
另外，汉魏以来，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，有着向朝廷进献“祥瑞”的传统。白色的鹿、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，是吉祥、祥瑞的象征。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，隋初人口相对退减，多子多福、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。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的位置，将“三兔共耳”图案绘制在最中央的藻井中，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望。
莫高窟第302窟“三兔共耳”栏墙纹，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。敦煌研究院供图中新社记者：“三兔共耳”有何源起，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？
赵燕林：研究发现，“三兔共耳”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，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、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，最为突出的是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，以及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。
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“共生”，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，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，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。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，有大量的共生图案，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、祈福相关。
“三兔共耳”的“共生”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。中国古人重视天文，有星象崇拜，“三兔共耳”有自秦汉以来“三圆三方”宇宙模型的影子，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的叠涩构架而成，体现着天圆地方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。
莫高窟第305窟“三兔共耳”藻井图案及其“三圆三方宇宙模型”结构示意图 。敦煌研究院供图中新社记者：“三兔共耳”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？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？
赵燕林：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，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，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。存世最早的“三兔共耳”图案正是出现在敦煌。
学界多认为，这一图案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，其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渊薮。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，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，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、印度、中亚各地传播，后从中亚、西亚向非洲的埃及、欧洲各国传播。也有学者提出，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。
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，缘何被带至西方？目前尚无定论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的传说。
随着时间演变，“三兔共耳”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、阿富汗的金属盘、伊朗的托盘、科威特的瓷砖画、德国教堂的钟表、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，成为当地宗教、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图饰，沿用至今。
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“三兔共耳”浮雕(9—11世纪)。采自《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》。受访者供图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？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，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《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》等研究文集，他们认为“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”，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。由此看来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，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是相通的。(完)
专家简介：
赵燕林，甘肃省甘谷县人。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。在《敦煌研究》《自然辩证法研究》《艺术设计研究》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，出版著作3部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，在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、日本《比较民俗研究》等期刊发表“三兔共耳”相关研究论文5篇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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